1983年6月28日《中國青年報》一版刊發(fā)報道《歡迎大學生到敦煌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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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書鴻，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，被稱為“敦煌守護神”。當時已在巴黎作畫10年的他，在塞納河畔的書攤偶然邂逅一本敦煌畫冊。他驚嘆，從4世紀到15世紀之間中國壁畫的藝術水準，絕不遜色于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。驚覺自己文化之根在中國，他下定決心，一定要回國看看敦煌。

1936年，32歲的他回到戰(zhàn)亂中的故土，直到1943年，常書鴻一行6人從蘭州騎了三天三夜的駱駝才來到敦煌。當時常書鴻面對的莫高窟是400年無人管理、滿目瘡痍、破敗不堪的廢墟，他并沒有退縮，篳路藍縷，揭開了敦煌保護的序幕。

在《愿為敦煌燃此生：常書鴻自傳》中，常書鴻這樣說道：“人生是戰(zhàn)斗的連接，每當一個困難被克服，另一個苦難便會出現(xiàn)，人生就是困難的反復，但我更不會后退，我的青春不會再來，但不論有多大的困難，我一定要戰(zhàn)斗到最后?！?/p>

段文杰，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長，被稱為“大漠隱士”。1942年，25歲的段文杰是國立藝專主攻國畫的高材生，在重慶參觀了“敦煌藝術及西北風俗寫生畫展”和“張大千撫臨敦煌壁畫展覽”，決定到敦煌看一看。1945年，他一路向西向北，來到敦煌，自此再也沒有離開過。

段文杰院長說：敦煌是我家，我的畢生精力都是為了保護、研究、弘揚它。

從1946年開始，段文杰共臨摹各洞窟不同時期的壁畫340多幅，敦煌第130窟的《都督夫人禮佛圖》原壁畫已經(jīng)大部泯滅，無法看清。段文杰的臨摹品成了認識這幅壁畫的依據(jù)。

時間沉淀賦予文物價值，也讓它們隨著時間暗淡、甚至消失，守護敦煌就是讓這些承載著中華文化基因的文物，生命更久。

樊錦詩，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，被稱為“敦煌女兒”，與敦煌初見是在1962年，作為北京大學考古專業(yè)學生的她來到敦煌實習。第二年，25歲的樊錦詩從未名湖畔被分配至敦煌工作，面對簡陋甚至是惡劣的環(huán)境，她有過動搖，但最終選擇在這里守住前輩的星火。她在任院長期間，更是開辟了敦煌保護創(chuàng)新之路，莫高窟數(shù)字展示中心竣工，敦煌的每一個洞窟、每一幅壁畫、每一尊彩塑有了自己的數(shù)字檔案。

她說：“我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守護、研究、弘揚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——敦煌莫高窟，這是最大的幸福?！?/p>

2022年五四青年節(jié)當日，她將多年來獲得的獎金和部分個人積蓄1000萬元人民幣捐出，用于支持敦煌學研究。

現(xiàn)任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的趙聲良，懷著一顆赤子之心來到了敦煌。

1983年，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讀大學三年級的他偶然在《中國青年報》上讀到了采訪段文杰的文章，看到段所長說敦煌也缺年輕人才，受到觸動的趙聲良試著給段文杰寫了一封信。沒過多久，他就收到了段所長熱情洋溢的親筆回信，歡迎他到敦煌來?！半m然他父親極不愿意兒子去偏遠的敦煌工作，但這個執(zhí)拗的年輕人還是在大學畢業(yè)后背著行李直接去了敦煌?！睆拇怂诙鼗驮铝烁?，成長為敦煌的又一位領軍人物。

現(xiàn)任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敘述中的敦煌保護則是妥妥的理工男思路，科學保護已成為敦煌保護的日常，在敦煌這個世界級博物館，科技成為敦煌保護和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。

“堅守大漠、甘于奉獻、勇于擔當、開拓進取”，其中凝結著一代一代敦煌人身上共有的“莫高精神”。

“擇一事、終一生”是敦煌人共有的信念。在常書鴻、段文杰、樊錦詩們身后，是一代又一代“打不走的敦煌人”，合力在大漠上耕耘著希望和理想主義的種子。

敦煌記錄著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，莫高窟保護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刻畫著一代一代敦煌人的成長。他們有投身事業(yè)的熱情，對待學術的專注；他們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初心。

如今，一群年輕的面孔如同他們的前輩一樣，在大漠守護著敦煌，他們著迷于敦煌文化，被莫高精神浸染，他們身上既有老一輩扎實樸實的治學精神，又有著新時代撲面而來的氣息，用AI、數(shù)字化賦予莫高窟新的生命，他們用年輕的熱情和激情接力守護敦煌。

敦煌莫高窟因為這群敦煌人而愈發(fā)生動、厚重，更有溫度。

劉靜 來源：中國青年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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